萬歷二十三年的薊州之變，是一場悲劇，至今仍不忍卒讀。
這場事變，在史料上記載極少，只有《神宗實錄》中有過寥寥幾句記載，由于當時尚處于三大征的抗倭援朝時期，朝鮮的史料倒是記載頗多。
「萬歷二十三年十月，己未，防海兵以要挾雙糧鼓噪，薊鎮督、撫、道臣擒其倡亂者正法，余黨盡驅南還，奏聞兵部覆請，報可。」
在神宗一朝，發生過多次兵變，比如萬歷十年的杭州兵變，十一年的廣東羅定兵變，十三年的四川建武兵變，十五年的潯陽兵變，十六年的甘肅兵變，十七年云南永昌兵變，萬歷十九年，京營的士兵甚至在長安門鬧事，相比之下，萬歷二十三年這場兵變似乎算不上什麼大事。
兵變主體是鎮守北邊重鎮薊鎮的南兵，也就是通常被稱為戚家軍的部隊。萬歷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，薊鎮三協的南兵由于長期欠餉，群情激奮。薊鎮總兵官王保將他們騙到演武場誘殺。
《兩朝平攘錄》：平壤南兵撤回時，以王賞不給鼓噪于石門寨。
總兵王保與南兵有小忿，遂以激變聳惑軍門，千三百名保盡誘殺之。《朝鮮宣祖實錄》：建昌營調南兵三千留養，以備倭之緩急。而十月間，以離家日久，錢糧不給，含忿謀作亂。事覺，殺三千三百余口。
就在不久之前，還在朝鮮平倭戰場叱咤風云的抗日英雄，卻被集體屠殺。
被殺的南軍人數，各類記載中人數不一，從數百人到3300多人不等。不過從之后的一些數字中可以推斷出蛛絲馬跡。
在前后兩次出征朝鮮時，南兵都是給朝鮮軍民最好印象的明朝軍隊。除了作戰勇敢，還不擾民，軍紀極佳。朝鮮人對吳惟忠所領的南兵，是眾口一詞的稱贊，在入朝明軍中口碑最佳，戰功卓著，這是一支功勛部隊，統兵的將領吳惟忠、駱尚志、王必迪三人被稱為「南兵三營將」。
薊鎮南兵即是吳惟忠部所統的征倭浙兵，出征后有所損失，仍然補滿兵員，共計3700多人。
到了兵變發生過后的兩年，第二次抗倭援朝開始，兵部仍然調派吳惟忠統領南兵入朝抗戰，但這時南兵的數字有了巨大缺口，已不到2000名，減員將近一半，需要再招募1785人湊足人數。如果對照這個數字來推算，在兵變中被殺的南軍人數應當在1700-2000人之間。
表面的原因，主要就是「要賞結聚」「挾增月餉」，就是說索要欠餉，聚眾鬧事。
明朝中期的軍餉，募兵制一般是每年十八兩。但是東征援朝是出國作戰，有所不同。
當時經略軍務的宋應昌將南軍的軍餉提高了一倍，達到了一年43兩左右。宋應昌在職的時候，都是按此標準執行，問題是他在第二次抗倭援朝戰爭前被解職，截止被解職時，軍餉并未全部按期發放，這成為了隱患。
南兵鬧事的原因，并非全部是軍餉，還有第一次入朝作戰時該得的賞金，大家都是提著腦袋拼命去的，仗打贏了，事先答應的賞金卻遲遲沒有，這當然讓人寒心。
宋英昌優待入朝士兵，這是好的，能提高士氣，激發戰斗力。但他離職時沒有做好善后，宋英昌自己也在給內閣首輔王錫爵的書信中說：平壤首級大功未賞，各軍志意似不如前，是人事不在我，幸相公留意焉。
欠餉本是軍中常事，士兵不滿乃至鬧事也并不鮮見，為何立下汗馬功勞的南兵會被屠戮？這牽涉到另外一個方面的問題：軍中的南北之爭。
南兵都是戚繼光從浙江招募的子弟兵，前后共有二萬余人。
在第一次抗倭援朝戰爭中，吳惟忠率領薊鎮3700多南兵參戰，表現出色，有目共睹。
朝鮮人在《朝鮮宣祖實錄》中如此評價南兵：
「南兵不顧生死，一向直前，吳惟忠之功最高。」「游擊吳惟忠領南兵進攻密德牡丹峰土窟，其軍力戰，死傷尤多。」
但是，軍隊的統帥李如松，是北軍的靈魂人物，他在戰后的軍功分配上，明顯偏向北軍，把原來南軍的戰功按到北軍頭上，比如平壤的「首敘」之功，是吳惟忠奮勇先登，結果到了最后，被歸到了北軍將領楊元頭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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